移居山村的年轻人,到底想要什么?

在高房价、快节奏、高强度工作的压力之下,如今一种强调返璞归真的“低欲望生活”正在国内年轻人中悄然兴起。在他们看来,与其被买房买车之类的物质欲望驱使着累死累活,不如索性放弃这些,现在就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在豆瓣上爆红的一篇《我为什么选择山村低欲望生活?》中,作者“夏冰雹”写道:每日在都市写字楼里暗无天日地劳作,“做的一切都没什么意义,换来的又是这些可有可无的、最后留不下带不走的东西,又是何苦呢?”

网友夏冰雹在豆瓣的文章《我为什么选择山村低欲望生活?》引起了许多讨论

她发现,完全可以通过减少消费,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节奏:“现在,我居住在浙江西部森林的村屋里,不买房、不买车、不应酬、不熬夜、不加班、不饮酒、不放纵饮食(从来不碰垃圾食品、限制糖的摄入)、不买奢侈品;除了基本的买菜买水果开销、偶尔进镇里买菜的公交费用,基本上没有其他消费行为。”

这似乎倒是为当下苦于“内卷”的人们指出了一个可能的方向,现在的问题是:“低欲望生活”真的有看上去这么美吗?

逃离大都市

在此首先应当指出的一点是:像这样远离城市生活的冲动,差不多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否则每到节假日的时候,人们就不会蜂拥出城了。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每天睡到自然醒、吃着当地更健康无污染的食物,过几天没有工作压力的逍遥日子,谁不想?

然而去度假是一回事,长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如果你在那住下来,需要考虑的就得是如何养活自己、能否在当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生病了怎么办等一堆问题,这还只是在单身的情况下,如果有家庭,又得考虑家人的意愿,乃至孩子上学等难题。

我老家崇明岛,如今也算是“上海的后花园”和“最后的净土”,很多人去过都说好,但其实我同乡的年轻人都说,要是家里没网络,回去待上一个星期就会无聊得要死,想“逃回上海”。

不难看出,这里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回归乡村,说到底是因为它“没有大城市的那些毛病”,但另一面,他们能回去且待得住,恰恰是因为乡村已经现代化了——至少得有网络,生活必需品也能相对便利地得到满足。在浙江的山村,这些都不成问题,但如果是当地很落后,网络都没有,那么哪怕生活成本更低,恐怕单凭这一点也很难吸引人迁移过去。

换言之,这样的“低欲望生活”,其实是“要现代化的好处,但不要现代化的坏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算是全新的现象。十多年前我就注意到,当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前往藏区、丽江或大理,或是为了逃避自己,或是为了寻找自己。前些年也有过“逃离北上广”的说法,直到有些人发现小地方也有其令人厌烦的地方,于是又“逃回北上广”。

像这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来回摆荡,差不多每隔几年总要来一波。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高歌猛进(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50%,如今已高达64%),虽然有很多人哀叹“乡村凋敝”,但这些年来小地方的基础设施其实是大大改善了。

像河南、贵州这样原本的劳务输出大省,近年来都出现了大量人口回流——对这些打工者来说,既然大城市的房子买不起,物价又高,孩子还不能落户上学,不是久居之地,何不把在那打工挣的钱拿回老家来花?

很多人开始把“低欲望生活”看作是一种可欲的良好生活,甚至美化为一种小资式的全新生活方式。

夏冰雹本人硕士毕业,做过英文记者,回归乡村后也仍在做全英文解说视频、制作纪录片,以她的资历、能力而言,无疑属于文化精英。

在那篇文章中,她自述并非没有欲望,只是去除那些不必要的物质欲望:“我的低欲望恰恰是追寻自己生命本身的样子、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人不可能没有欲望,只是我追求的欲望和社会赋予的欲望不同而已,我追寻的恰恰是精神高欲望。”

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社会生活已经相对富足(传统上所说的“小康”),不必再像以前那样为温饱而奔忙,而可以在轻松养活自己的前提下(她设定的是每月两千元开销),去追求自己精神生活的富足。

这能成为一个受广泛热议的社会现象,本身就表明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仅城乡之间在生活必需品供给、网络之类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缩小;且城市经济高度集中,已对那些最敏感的心灵产生强大的压力,使一些人在理性权衡之下怀疑,这究竟是不是自己所追求的良好生活。

简单地说,这些人与其说是被乡村“拉”(pull)过去的,不如说是被大城市“推”(push)出来的。

怀旧的未来

虽然不免有人担忧年轻人这样“丧失大志”,但其实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几乎每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多多少少会有类似的经历。

英国公认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但看似奇怪的是,英国人也向来最沉迷于乡村美景。英国历史学者基斯·托马斯在回顾近代英国社会观念后得出结论:“无论对自然与乡村的神往是否果真为英国特有,英国城里人长久以来无疑是喜欢这么怀想的;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文学与文化生活都表现了深刻的反城市倾向。”

在二战之后,英国人失去帝国地位,更是陷入“近乎致命的怀旧之中”,据美国人类学家温迪·达比观察,“这种反城市化、反现代化的英国幻想更加普遍”。

并不只有英国人才这样,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洞察到,19世纪的欧洲人普遍认为城市环境是不利于健康的,生活压力大、空气污浊,因而在各种文学作品中,但凡患上结核病,医生建议病人去旅行的目的地尽管各不相同——南方、山区、沙漠、岛屿——但“却恰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

当然,那时人们离弃城市,未必是惧怕高房价,而更多是厌恶其生活方式无法让身心健康,但到了19世纪,已经出现了一种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更深刻反思,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概括了这种退化论的生活哲学:“我们所谓的文明本身应该对我们大部分的不幸负责。如果我们放弃它而回到原始的状态,我们会快乐得多。”

这种“怀旧”正是“进步”的副产品,社会发展越是高歌猛进,人们就越是想念田园诗意,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过去”才代表着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战后的美国,富裕社会也催生了一代嬉皮士(hippies),这些年轻人往往受过良好教育,对自己的社会感到不适或不满,不愿追随父母那样按部就班地生活,渴望摆脱自己所鄙视的主流社会羁绊,倡导一种反对物质消费、更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转而追寻过往,又或是关注第三世界的异文化——对当时已经实现现代化了的美国来说,整个第三世界差不多也就是一个“大农村”。

由于乡村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现代社会的失望,因而这些游客往往在有意无意中美化了乡村原来的面目,可能对农场机器、死去的动物、荒地和污水视而不见,而专注于它相比城市好的地方。旅游人类学家约翰·乌里在其名著《游客凝视》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游客看到的是经过挑选的、很理想的凝视。”

与此同时,很多乡民也会对这些人感到困惑不解。巴西的一个小村落阿伦贝皮在1960年代迎来第一批嬉皮士之前默默无闻,后来却受其影响,逐渐被卷入全球化浪潮,变成了旅游胜地。尽管嬉皮士自认过的是“低欲望生活”,但当地人坚持认为做嬉皮士需要不少钱,在他们眼里,这些发达地区来的年轻人们都很富有,所以这又让他们越发难以理解为什么嬉皮士居住得如此简陋,还排斥消费品。

跟中国社会更具可比性的或许是日本:同属东亚文化,传统上都崇尚勤奋拼搏,也都经历了急骤的现代化,房价都非常之高,而“低欲望”的年轻人也都是普遍社会现象——事实上,“低欲望社会”一词原本就是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来的。

他认为,日本社会“低欲望”的根本原因是“对将来抱有不安”,因而不分男女老少,都不敢消费,“都在抑制欲望拼命存钱,以此想把对将来的不安降至最小化”。

他发现,现在日本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不像父辈那样有机会通过拼搏崭露头角,这种理想抱负,“已经在日本大部分年轻人身上丧失殆尽”,他们不想承担房贷、车贷甚至结婚生子等所有风险和责任,也“几乎没有欲望”,他在2008年就将之称为“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极简生活”世代。

不过,日本的这种“低欲望社会”不一定去乡村,更多的倒是在城市里,因而有人主张低欲望世代的出现与便利店文化的扩张有关,“便利店创生出一天只要500日元就能解决温饱的社会”,这种情况下,不再有饿死人的危险了。

这里的许多特征也符合社会学者三浦展所说的“下流社会”,他认为这群人不仅收入低,消费也低,且“其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全都较之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是对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

这更接近于中国人说的“丧”,但国内那种回归乡村的“低欲望”生活方式,却有一个重大差别:那并不只是消极地节衣缩食应对风险,相反是一种主动把握自己新生活的积极做法,随之身心更健康、更能享有精神生活,说到底,其基调反倒是源自内在的自信心和安全感。

寻找其他可能

为什么这种“低欲望”生活方式如今会在国内引发共鸣?这当然是因为中国社会终于也发展到了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相似阶段,因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社会转型的迹象:一个逐渐高度城市化的富裕社会,同时工业化又初步完成,此时,如果人们发现仅仅靠“努力”不再像以前那样带来高回报,那么他们自然会转身去找找其他可能的出路。

日本评论家堺屋太一曾在1985年出版《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他从大历史的视角提出: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资源、农产品等初级原料的丰富和便宜,奠基在其上的大规模生产造成了“物资过剩现象”,由此带来的“大量消费体面”这种拜物教思想乃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精神支柱”。

但以1980年前后为分水岭,以往那种“多、大、快”的大量消费资源型文明转向“轻、薄、短、小”的节能化、多样化、信息化方向。

他说,这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情形:当文明的扩张达到一定程度,人们不得不认识到物资丰富的时代结束了,对物质的关心就会逐渐淡薄,随后,“对物资丰富感到幸福的审美观开始瓦解了”,越来越多的人对精神生活的关心超过了对物质的关心。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样一个后工业时代将会是什么样?他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中世纪”,因为中世纪的特征便是“人们不再追求生产和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而认为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追求‘心灵的丰富’才是高尚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与现在发达国家社会的精神状态一致,只不过如今人类配备了高科技而已。他预言,这会催生一次“知识价值革命”,带来一个重视知识价值创造胜过物质财富生产的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低欲望”乍看有点“丧”,其实倒是向社会转型的必要一步,尤其会带来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

德国社会学者莱克维茨也在《独异性社会》一书中指出,工业社会的特征都是批量化、标准化的生产,连人才培养也是如此,但1980年代西方迈入后工业时代之后,年轻人都厌倦了父辈那样一板一眼的工薪阶层生活,宁愿选择过一种哪怕不稳定,但更具个性的生活,单纯物质的占有已经不“酷”了,重要的是能不违背个性,活出自己的色彩。

但如果说这样就能反对消费主义,那就太低估现代消费主义的适应能力了。如今人们熟知的无印良品,最早就是1980年诞生于第二次石油危机之中的,当时西武百货推出这一廉价的自有品牌,承诺的是“价格便宜三成,品质一样可靠”,风格简洁朴素,简化包装、去掉有害多余的添加物,极好地顺应了潮流,结果大获成功。令许多人意外的是:如今它甚至以高端品牌、时尚生活方式的象征出现。

因此,重要的不是如临大敌地把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堕落、颓丧,而是顺其自然,开创新的可能。在欧洲,也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厌弃大城市,因而简·雅各布斯提倡的“活力城市”(living city)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现任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就大力推进“十五分钟城市”,主张分散城市组织,以便让居民们更便利地享受自己的生活时间。巴黎第五区副区长爱德华·西维尔说:“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在15分钟之内到达所有需要去的地方,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将会得到惊人的提高。”

在国内,对大城市生活方式的反思还刚刚开始,毕竟城市化进程仍然方兴未艾,至少还能维持十年的高速增长;但像“低欲望生活”的实验,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可能,尝试有没有另类的活法,让人们可以在更便利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专注于发挥他们的创造力,说不定,这不仅将改变中国的乡村,还能改变中国的城市,最后也会改变中国人自己的活法。

参考:

  1. 硬核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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